（3）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有效途径。从中国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坚持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是崇高的目标，也是艰难的任务。除了上文所讲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和治学经验外，作为一个真诚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而获得新的结论。如此聚个体为群体，积少成多，由微而显，则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结合必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其发展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开阔。
在这方面，确有许多工作要做。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读到西方近代历史哲学著作并以此为参照，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只是叙述史事而已。我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总觉得这种看法不妥，有三点原因。第一，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看待问题的方法论原则。第二，从中国史学实际出发，像《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等这些宏伟的著作，倘若没有思想、理论作基础，它们是怎样写成的呢？症结在于，对于《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及书中大量的“太史公曰”，以及《汉书·叙传》和书中的“史臣曰”，《通典》自序及书中的序、论、说、议、评，司马光的《上资治通鉴表》及书中的“臣光曰”等，都不被看作理论或者包含着理论因素的文字。显然，这是一种简单的、片面的看法。第三，关于理论的表现形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传统，中国学人的传统是言简意赅，西方学人的传统是逻辑严密，各有自身的长处，不应说逻辑严密者是理论，言简意赅者不是理论。此外，中国因文明没有中断，因此对许多概念、范畴的探讨具有连续性，贯穿于古今之间。更重要的是，中国学人具有“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重视理论与事实的结合，而这正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之一。我的这些看法，都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