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苏俄在此次中苏交涉过程中的态度与立场较前并无明显变化，外蒙及中东路问题事关其国家利益，其不愿让步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苏俄还是希望与中方达成协议，故在协议字句上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并允诺中国赎回中东路，在当时情况下，这已经是中国可以得到的较理想结果。因为外蒙自中国分离及苏俄在外蒙有驻军已成事实，中国又没有抓住外蒙在苏俄革命后一度可能回归的机会，中东路的修筑及其附属于苏俄的成因更为久远和复杂，以中苏交涉当时中国所处之内外环境及自身实力，企望完全收回外蒙和中东路实有难度。王正廷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才主张与苏方成立协议，解决中苏悬案，对中国基本上仍可谓利大于弊。而撇开其他因素（如派系斗争等）不论，对中苏协议的不满与批评也是出于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关注，自有其理由，亦无可指责。但是，外交毕竟还是实力的较量与反映，弱势一方的过高诉求可能并不利于实际利益的获取，如何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确乎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尤其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中国对外关系所须解决的问题。衡诸外交部和顾维钧接手中苏谈判之后的最终结局，可知中方最初的反对意见或可谓情胜于理，并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