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书法与绘画的“制作”之风也“未遑多让”。对特殊工具、材料和技法的使用，对冷僻题材、新鲜花样的追逐，对作品“装璜”形式的刻意出奇，只要翻翻历届书展美展的集子就明白了。
自然，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笔法、刀法的逐渐退缩、弱化与丢失。
实际上，“做印”法自从明清流派印发端之际就已出现，例如以敲凿、刮削、打磨来增强线条的金石味、残破美等。然而在以往，这些“制作”手法从未“喧宾夺主”，取代以传达笔意、情感为主旨的刀法的主导地位。
在中国的艺术传统中，能否表达情感、风神与意象，能否“写”“意”，是区别艺术行为与“工匠之事”的分水岭。
清人袁三俊《篆刻十三略》中说：“……写意若画家作画，皴法、烘法、勾染法，体数甚多，要皆随意而施，不以刻画为工。图章亦然，苟作意为之，恐增匠气。”袁氏从篆刻谈到绘画，认为皴、烘、勾、染等用于再现形象的具体技法如果过分追求，妨碍了情与意的表达，则流于“刻画”，是“作意”的制作行为，与随“意”而施的写意原则相违背，自然容易招致“匠气”的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