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1929-1935年，中国思想界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等许多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这场论战恰恰是发生在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自由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之间。还在1929年，中共中央就开始提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1930年春应中共中央之命，就当时混沌不清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用《中国经济研究专号》的形式发表了一组共产党人的文章，分析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大的优势”，“中国经济，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的半封建的经济”。故“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前途，是没有的”。对此，托洛茨基派通过《动力》杂志予以回应，强调帝国主义必然要破坏封建的经济基础，故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与扩大，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这场论战从1930年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地延续到1936年前后。其间，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演进到中国社会史分期论战，更深入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各派知识分子大批卷入到这场论战中来，而论战的结果，正如1935年7月沈志远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换言之，论战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文化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并且前所未有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而对这场论战，包括随之展开的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文艺方向问题的论战等，国民党都没有能够从政治上公开地加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