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年，太史呈报说天象变化，应及早确立太子。这时候，宰相也趁机请求皇帝尽早确立储君。乾道七年（1171年），恭王赵惇就被册立为太子。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赵构驾崩，孝宗赵昚悲痛欲绝，欲为赵构守孝三年。再加上此时的赵昚对政事心生倦怠，于是打算禅位给儿子赵惇。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赵昚禅位于太子赵惇。赵惇继位后，赵昚并不甘心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内控。在赵昚禅位之前，他还特意安排了自己信得过的老臣周必大出任左相。为了不得罪其他老臣，他又安排赵惇替邸旧臣留正为右相。然而赵惇一上台，就不愿再受太上皇的摆布，立即提拔留正推荐的何澹为谏议大夫。何澹上任之后，立即变得见风使舵。为了彻底扫清自己的权力道路，他曾多次弹劾周必大。赵惇便顺水推舟，将周必大罢相，升任留正为左相。
在赵惇继位的第二年，改元绍熙，史称绍熙初政，后世评其“宜若可取”，实际情况却是言过其实。赵惇虽然多次下诏求言，但却只做听众而缺少行动。当时，朝中有一位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一针见血地说评价他说：“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无闻。”在任用台谏上，出于私心，他选用了何澹。之后，他又严加甄选，任命了刘光祖、彭龟年等人，可谓正邪并用。至于薄赋缓刑，见诸本纪的“下诏恤刑”“后殿虑囚（审问囚犯）”，不过是虚应故事；减税、节用、理财之举，或杯水车薪，小惠未遍，或有始无终，言行不一，总体上无甚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