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就扬弃“个体—社会二元对立倾向”而言。
自19世纪末以来,在以其关注焦点涉及社会和个体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或明或暗地具有将个体和社会视为二元分裂对立的对象的基本倾向。尽管即使诸如J.塞尔这样有见识的心灵哲学家也还没有前进到这一步,也就是说,尽管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心灵哲学研究者还没有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其心灵哲学探讨和研究的范围,但是,在当代西方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研究过程中,这种基本倾向实际上却通过一直未曾得到根本解决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争而具体体现出来。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心灵哲学家们不自觉地通过所谓“广义内容”而涉及社会维度、只要诸如J.塞尔这样的研究者试图通过走向社会来拓展心灵哲学的研究领域[11],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个体—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否应当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二元分裂对立的?”就显然是这些研究者根本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如此看来,仅仅进行这样的尝试尚且如此,更何况要想使心灵哲学研究彻底走出学术困境,研究者就必须使自己的研究视角真正实现从抽象的“能动者”向现实和具体的“社会行动者”的根本性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