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在医院醒来,以一种难以备述的心情。守在我床边的警察,向我问及诸多有关父亲的事。怀着一种奇怪的憎恨,她说法医在母亲身上找到殴打的痕迹,我便告诉他父亲的暴力史,并将他丑化为一个从未有过正面形象的恶魔。先前我便说过了,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我的叙述也是不可靠的。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怀着这样一种暗自孳生却又无法控制的仇恨,我必须找一个人来恨。关于母亲的死,我必须去恨谁。随便一个人都行,总得有一个人为此负责。所以,我向警察隐瞒了母亲抑郁的病况,夸大了父亲在她死亡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证明,当天晚上,他也的确打过她,法医在尸体上找到了新鲜的伤痕。当警察闯入家中,他还倒在自己的呕吐物和便溺的污秽中,被酒精残害得昏睡不醒。警察说,关于母亲的死,父亲喝得太多,已记不清当晚发生了什么,所以才要向我询问内情。我隐瞒了母亲抑郁的情况,因此增大了父亲醉酒后把她推下楼的可能性。没过多久,父亲便被扣留了。直到警察在我家中搜到那些抗抑郁药物,这才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他。
那时,我已收拾好行囊,离开了这个我生活了十多年的牢笼。在长达数年的流浪中,我加入不同的音乐社区,和不同的人组建乐队,却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人生漫长且艰阻,没有意义。我必须时刻待在人群中,被热情的乐器和毫不知节制的狂欢包裹,这样我才感觉好受一点。我不能给自己静下来的时间,不能停下来好好思考。不止一次,我只要一个人躺在床上,不去过那种公社式的集体生活,便会想起母亲,回到她死亡的那一夜。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某一天,一个神秘的声音找到我。它宣称,自己所代表的是一个集体,而它们中有人提出了一项建议,企图以此颠覆世界秩序。按照它的说法,那人是计划把全人类拖入端点岛实行统治的野心家,只不过这计划刚一提出,便被那十二人否决。从表面来看,它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选择了妥协,但它们同样担心,它会在暗中策划其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