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jì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六四三年
二月，壬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为：“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且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壬寅（公元642年）
春季，正月，乙丑日，魏王李泰呈上《括地志》。李泰好学，司马苏勖劝说李泰，古代的贤王都招募士人著书立说，因此李泰再次上奏请求修撰《括地志》。于是唐太宗大开馆舍，广泛延请当代贤俊，人才聚集，门庭若市。李泰每个月使用的费用超过了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书，认为：“圣人制定礼义，是为了尊卑有别，世子用的钱财和物品不能和君王的相等。虽然疼爱庶出的儿子，也不能让他的地位超过嫡出的儿子，这样才能阻止嫌疑的发生，消除祸乱的根源。如果应该亲近的人反而疏远，应该尊贵的人反而卑微，那么奸佞之人，就会趁机行动了。当年汉朝的窦太后宠爱梁孝王，最终为他担忧而死；汉宣帝宠爱淮阳宪王，几乎导致败亡。如今魏王刚刚参政，应该教导他礼义准则，训诫他谦让勤俭，才能成为国家栋梁，这就是所谓的‘圣人的教导即使不严厉，人们也愿意听从’啊。”唐太宗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