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非引进西学不可。同样，国粹派也认为，中国文化的衰敝，关键就在于学鲜实用，学术湮没，其中汉、宋学之无实无用，是其祸本，不仅无补于国事，且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15]不过，在兴学以救国的途径上，他们却选择与严复不同的路，倡导回归先秦未受“君学”浸染前纯正而健全的“国学”，即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进行“古学复兴”。[16]他们心目中的“国学”是指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既然欧洲借复兴古希腊文化开近代文明之先河，国粹派也希望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而重新振兴中国文化，以此来团结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拯救国家的危亡。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兴学，梳理中国固有学术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仅靠从感性上简单地否定传统学问是于事无补的。于是，章太炎从评述诸子入手，系统清理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刘师培借西学之长，重估中国古典学术得失。他们如此做，既合乎国粹派与严复等人的兴学主张，使学术救国具体化；又能在学理上予中国学术以客观冷静的估价，避免泛泛而论和感情用事的弊端，从而为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由此，学术史渐成显学，其余风流波，至于民国而不衰。